第29章
“他还活着。”安德烈似看透我的心事,面无表情的直起身。
“他现在在哪儿?”
“警察局。”安德烈语气平淡简洁,如同向上司汇报工作,“孙在凌晨四点报了警。我们赶到现场,与黑帮枪战后击毙三人。孙只受了轻伤,但必须入狱候审,今后他需要面对走私、绑架和谋杀的指控。”
我彻底清醒过来。
他报了警,居然报了警!他难道忘了自己是警方通缉的犯罪嫌疑人?
“我呢?我怎么会在这儿?”我大声嚷。
他扶着我的肩,“你吸入过量的麻醉剂。我们在衣橱里找到了你,担心你受过其他的伤害,所以送你来医院。”
我拽着安德烈的腰带:“为什么?他有没有说过他为什么要报警?”
“你真的不明白吗?”安德烈低头看着我,话说得很慢,带着一点儿伤感,“他宁可自己入狱来保你无恙,能有什么原因?我们的政府才向选民承诺过,要彻底打击走私,清除海关腐败,这时候入狱,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?”
我松开手,开始往后退,一直退到背部抵着床头,再无后路可退。
“玫。”他蹲在我面前,伸手覆在我的手背上。
我瑟缩,下意识地把手藏在身后,脑子里一片混沌,十分吃力地消化着他的话。那些熟悉的俄语单词,此刻好像都变成了陌生的符号。
安德烈苦笑,慢慢站起身:“对了,孙让我转告你,因为不想让混乱场面刺激到你,所以用了麻醉剂,请你原谅他。”
我不置信地看着他,眼前金星乱冒,说不清是喜是悲。但有一点我清楚,至少孙嘉遇还活着。
“他会判多少年?”
“玫,我不知道。”他的脸上有同情和遗憾,声音出奇地温柔,“我只是一个警察,我的责任是抓捕犯罪嫌疑人归案,至于判多少年,那是法官的决定。”
我埋下头,心中充满沮丧和无助,却说不出一句话。
“一会儿会有同事给你录口供,记着,和你无关的,一句都不要多说。”
这句话把我感动,他一直都爱护我,无论我如何屡次令他失望。
他似乎明白我在想什么,屈起手指蹭着我的脸颊:“谁会忍心伤害你?我一直忘不了第一次见你时的样子,那样细腻光滑的皮肤,象丝绸一样,黑色的圆眼睛象小鹿……”
我忍不住笑,眼泪却无声无息流下来。我说:“安德烈,你不仅是个傻子,视力也有问题。”
整个案子取证期间,虽然律师努力斡旋,孙嘉遇还是未能获得保释。而且因为事涉走私,他在乌克兰的所有资产均被冻结。
孙嘉遇的精神状态非常让人担心,除了律师,他谁都不肯见。而律师谈起他,也连连摇头,说他整个人极其消极,根本不在乎最终的判决,像是已经完全放弃。
邱伟的俄文不太好,和律师的沟通就有些费劲,我那点儿有限的俄语水平,更是帮不上什么忙。
原来我们都指望着老钱,可是老钱在孙嘉遇被捕之后,只来过两次,神情紧张不安,大概是怕受到连累。但孙嘉遇在看守所中守口如瓶,没有攀扯任何人。等了十几天,老钱见没什么动静才放心,借口事忙,再也没有现过身。
气得邱伟在背后拍着桌子大骂:“王八羔子,良心都他妈的让狗吃了!”
骂归骂,官司还得接着准备,最后只好从奥德萨国立大学找来一个本硕连读的中国留学生做翻译。
窗外正在下雨,淅淅沥沥的雨珠顺风飘过来,扑在玻璃窗上,再一滴滴沿着窗框滑落。有只蜜蜂落在窗台上,不知为什么没有在雨前赶回蜂巢,翅膀被雨水打湿了,沉甸甸地再也无法起飞。
我把额头靠在窗棂上,呆望着那只毛茸茸的昆虫扑闪着翅膀拼命挣扎,耳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邱伟和律师的讨论。
按照律师的说法,现在警察局对孙嘉遇的起诉,真正能站住脚的,其实只有两件事。一是走私,这个没什么可说的,人证物证俱全,翻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但是另一宗绑架杀人案,则很有商榷的余地。
邱伟直点头:“按您吩咐的,能做的我们都做了。现场那两个警察,已经托人搞定了,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,他们心里都清楚着呢;那几个乌克兰黑帮的人,也被按住了,近期不许他们露头。”
“那很好。”律师说,“没有第三方人证和污点证人,现场物证又早被破坏,如今只剩下原告的证词,这案子的可判决性就大大降低了,很好。”
但是邱伟显然另有担心,他皱起眉:“话是这么说,可我们想得出这招儿,对方又不傻,肯定也在活动,说不定钱砸得比我们更凶,关键是嘉遇还在里面,我们投鼠忌器,人不在乎呀?”
“那就没办法了。”律师摊开手,“只能再送钱,警察局相关的人都送到。”
提起这些行贿的道道,这位乌克兰籍的律师可一点儿都不含糊,比我们还门儿清。
邱伟看看我,只能无奈的苦笑:“行吧,警局里该上香的菩萨,咱都去捐个香火钱。”
我突然想起一件事:“中国大使馆能帮忙吗?用他爸原来的关系,应该能打声招呼吧?”
“你可真够天真的。”邱伟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,“人走茶就凉啊,何况他爸都过世六七年了,人伺候如今的新贵还来不及呢。再说这可是刑事案,谁愿意沾手惹一身腥啊?”
“那罗茜呢?”
“更没戏,你不知道,上回那事儿,嘉遇没和她商量就一意孤行,弄得她特别难堪,所以早就放出话儿来,今后谁也甭在她面前提孙嘉遇三个字儿。”
我小声说:“她说的是气话,她不会不管他。”
邱伟狐疑地盯着我:“你怎么知道?”
因为我也是女人。女人总是比较痴心的,就像彭维维,经过那么多,不管她最后时刻心里想的是恨是爱,但她最后放不下的,还是他。
邱伟想一想,还是摇头:“算了,回头再说,我才不想去死乞白赖求个女的。”
由于我们俩说的是中文,那律师迷惑地听一会儿,放弃努力,合上手中的卷宗提醒我们:“别的就不说了,关键是孙自己要配合,他不肯配合什么都是白费。”
“让您费心了。”邱伟跟他握手道别,“您见了他再好好劝劝,好歹也见我们一面。”
不知道律师都跟孙嘉遇说了些什么,几天后他终于答应和我们见面。
我和邱伟坐在会见室里等他,因为紧张,大夏天我变得手脚冰凉,口干舌燥。
二十分钟后,孙嘉遇终于被警察带进来。
我不由自主站起来,傻傻地看着他在桌子对面坐下。
他身上的衣服倒穿得整整齐齐,头发已经剪短,虽然人还是那么瘦,可是看上去气色反而比较好。但他的眼睛,比起上次我和他见面时,更加死气沉沉,冷漠得没有一点儿生气。
邱伟递烟给他,跟他说律师那边的进展,他叼着烟,就那么心不在焉地听着,看人时眼神似望着透明物体,让你觉得他的目光已经穿透你的身体,不知道落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心里有东西在搅动,疼得我呼吸困难。我知道他的确已经放弃。那天他是凌晨四点二十分报的警。没有人知道,他独自一人和对方僵持的一个多小时内,到底在想些什么。
邱伟反复叮嘱:“嘉遇,在里面你自己千万小心,这上下总有我们打点不到的地方。”
他终于抬起眼睛,眼底有一股不同寻常的神色。
邱伟凑近,声音非常非常低,低得几乎听不到:“有人不想让你说话。”
孙嘉遇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,露出一丝轻微的笑意,充满嘲讽。
“行了,你们回去吧。”他站起身,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,“以后别再来了。”
我倏地探过身子,隔着桌子冲动地抓住他的手:“嘉遇……你一定要小心……”
他垂下目光,既没点头也没摇头,就那么看着我,眼睛里全是淡漠和清冷,声音也冷冷的没有一点起伏:“离开乌克兰吧,回北京也行,这地方和你八字不合。”
警察过来要带他离开,我使劲攥着他的手不肯放开。
“松手!”他硬邦邦地说。
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,不说话也不肯松手。
他的手臂抻直了,用力要挣脱我,我的手心出了汗,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只手从我手中一点点滑脱,直到完全分开。
他消瘦的背影终于在长廊尽头消失,始终没有回头再看一眼。
在看守所里我还勉强控制着自己不要失态,出了门再也支持不住,双腿发软,扶着墙喘息半天勉强才透过一口气。
那天晚上我在酒馆喝高了,逼着邱伟听我倾诉,把之前的无数细节都晾出来盘点。
最后我说:“你听到没有,他让我走。我还能走到哪儿去?经这么多事儿了,他干嘛还要装大尾巴狼?他要有个什么好歹,我活着有什么意思?”我用力拍着桌子,“丫就是一混蛋,我怎么会认识他?我为什么要认识他?”
邱伟开始还想笑,忍得眉眼皱成一团,然后他叹口气,沉默几分钟后问我:“你究竟了解他多少?”
我伏在桌子上,完全拒绝回答。
谁都要问我这个问题,我就是糊涂,那又怎么样呢?片儿汤话谁都会说,真遇上命里的劫数又能怎么样,如果时间可以倒回去,甭管回去多少次,到了关口上我可能还是同样的选择。
我的确不了解他。初遇时只知道他风流英俊,完全看不到月亮的另一面;等我逐渐醒悟,早已泥足深陷拔腿难逃,再也来不及回头。
邱伟说:“不怕你恨我,以前我劝过嘉遇和你分手。我说你们俩不合适,干干脆脆就是两个世界的人,嘉遇你算算,自打你们认识,倒霉事消停过吗?老辈儿人总说八字相克,不能不信。趁着感情还没到那份儿上,早分了还没那么痛苦。”
我笑了笑:“你不就想说,我是个扫把星吗?这弯儿绕得你不累吗?”
“我没这意思。”他有些尴尬,“我是想说,他的确没看错人。他跟我说,挺干净透澈一小姑娘,全心全意在我身上,我要是现在跟她说分手,就是活活儿毁了她。”
邱伟平时没这么多话,说话也不会这么语无伦次,明显他也喝多了,
我头枕着自己的手臂吃吃笑起来,笑得无法抑止。
“哎赵玫你没事儿吧?”邱伟心虚地碰碰我。
我摇摇头,一口气干了半杯啤酒,只觉得一点酸涩从心里慢慢膨胀,最后堵在嗓子眼那里。我哽咽起来,被酒呛住,咳得满眼是泪。
“赵玫……”邱伟满脸歉意地看着我。
我站起来飞快地冲进洗手间,对着洗脸池兜肠刮肚吐了个干净。
等我终于抬起头,从镜子里面看到的,是一个脸色苍白的陌生女人,眼睛下面两抹青痕,眼神呆滞,头发枯涩无光。
我手撑着台面,浑身簌簌地抖,从国内回来,左右不过一个月的工夫,自己就象老了十年。
邱伟追过来在外面敲门,“赵玫?赵玫?”
我深吸口气,撩起凉水洗把脸,然后开门出去,“我没事。”
他的酒像是醒了一半,一直道歉:“你就当我说的都是放屁,他究竟待你如何,你比我更清楚。”
“算了,邱哥。”我蘸着酒水在桌上画着圈,犹豫半天才问他,“你是不是还瞒着我一件事?”
“什么?”
“你上回没跟我说完吧,嘉遇为什么要放过那个人?”
他在腾腾烟雾中扭过脸,一脸诧异地注视我:“你跟嘉遇见面没问过他?”
我干笑一声:“你觉得凭他的脾气,会把这种事儿告诉我吗?”
邱伟垂下头,看着眼前的啤酒杯,半天不说话。过一会儿他用力捶一下桌子,震得杯子里的酒都溅了出来,“为什么呢?就因为那人跟他说,要给女儿写封信。那兔崽子告诉他:孙嘉遇,你也甭觉得自个儿委屈,你爸死了你没见着,可当年为那么点儿钱你硬是逼着我离开中国,害得我好好一家子妻离子散,老婆改嫁,连女儿的姓都给改了,我闺女打从出生长到现在,就不知道她还有我这个亲爸爸。我妈死的时候我也不在身边,她是叫着我名字咽气儿的,这笔账咱俩怎么算?”
我的牙齿在手指头上咬出几个鲜明的牙印儿,声音直哆嗦:“就为这个?”
“啊,那人还说了,你见了我闺女说一声,七年前我扔下她是迫不得已,今天扔下她还是迫不得已,跟她说她爸爸一直惦记她,以后逢着清明七月阴,让她给我烧点儿纸。”邱伟仰头笑起来,“这么着孙嘉遇他就心软了,你说说,这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?”
“是有毛病。”我忍着满眶的眼泪赞成,“他就是一傻逼,特大号的傻逼,没人比他更傻逼的!”
“没错儿。”邱伟扬手叫过酒保,又上了两扎啤酒,端起杯子大着舌头对我说:“来,干杯!一醉解千愁哇!”
快打烊的时候老钱赶过来,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问:“你们见到小孙有没有问问他,关于生意他是怎么想的?原来的关系应该都还能接着利用吧?”
邱伟心情不好,再加上酒意,话就说得特别难听:“老钱你是不是太心急了?放心,他要是死了肯定交给你。再等等,就快了!”
老钱被噎得直咽唾沫,闭上嘴不再说话。
身后有喝多的人大声撒着酒疯,和着酒味烟气和人体的臭味,我觉得身边的一切都令人厌倦,站起来不发一言离开。
几天后我终于在七公里市场找了份看摊的活儿。店老板是个精明的温州人,话说得客气,可使唤起人来一点儿都不客气。我的工作时间是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,没有节假日,每天在店里死死盯八个小时,上个厕所都要一溜儿小跑。
一个月的工钱是一百二十美金,只够我勉强支付房租水电和一日三餐。
时令已至仲夏,集装箱顶无遮无拦,每到下午吸收了半天的热量,店里便热得象蒸笼,让人喘不过气。
我不仅要看店,隔三差五还要按照老板的指示盘点存货,他又经常不在店里,我只能一个人把货箱搬来搬去。曾经精心保养的手指很快变得粗糙不堪,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伤口,指甲缝全部开裂。
我也就是拿创可贴胡乱裹一裹,并不怎么在乎。比起心里的难过和煎熬,这都不算什么。
午饭便买市场里的盒饭胡乱对付一顿。那对卖盒饭的夫妻,我也认得,妻子就是曾帮我们做过家务的四川阿姨。第一次看到我,她的嘴几乎张成一个O型。
后来她唠唠叨叨地说:“真是做孽啊,水灵灵的女娃儿,爹妈手心的宝贝,送这儿遭罪。”然后为我在菜里多添几块肉。
我只是笑,感激她的好意。但那些油腻的荤腥,我一点儿都吃不下。这些肉最终都便宜了隔壁店里那只硕大的狼狗。
邱伟还在为孙嘉遇奔忙,把自己的生意都荒废了。第一次庭审,是半个月后,八月八日,一个吉祥的数字。
安德烈得知我在七公里市场打工,只要没有出警任务,他就会专门从城里开车过来,一直等我关了店下班,再送我回家。
我不想总这么麻烦他,提过几次,他只当做没听见,我就只好随他去了。
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他从来不提自己经手的案子。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警察工作有一种出乎寻常的热爱,脑子里从未起过渎职的念头,也就不去难为他。可如今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,所以两个人之间常常无话可说,时不时的会冷场。
这天他送我到公寓楼下,我照例说声谢谢,开门下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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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现在在哪儿?”
“警察局。”安德烈语气平淡简洁,如同向上司汇报工作,“孙在凌晨四点报了警。我们赶到现场,与黑帮枪战后击毙三人。孙只受了轻伤,但必须入狱候审,今后他需要面对走私、绑架和谋杀的指控。”
我彻底清醒过来。
他报了警,居然报了警!他难道忘了自己是警方通缉的犯罪嫌疑人?
“我呢?我怎么会在这儿?”我大声嚷。
他扶着我的肩,“你吸入过量的麻醉剂。我们在衣橱里找到了你,担心你受过其他的伤害,所以送你来医院。”
我拽着安德烈的腰带:“为什么?他有没有说过他为什么要报警?”
“你真的不明白吗?”安德烈低头看着我,话说得很慢,带着一点儿伤感,“他宁可自己入狱来保你无恙,能有什么原因?我们的政府才向选民承诺过,要彻底打击走私,清除海关腐败,这时候入狱,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?”
我松开手,开始往后退,一直退到背部抵着床头,再无后路可退。
“玫。”他蹲在我面前,伸手覆在我的手背上。
我瑟缩,下意识地把手藏在身后,脑子里一片混沌,十分吃力地消化着他的话。那些熟悉的俄语单词,此刻好像都变成了陌生的符号。
安德烈苦笑,慢慢站起身:“对了,孙让我转告你,因为不想让混乱场面刺激到你,所以用了麻醉剂,请你原谅他。”
我不置信地看着他,眼前金星乱冒,说不清是喜是悲。但有一点我清楚,至少孙嘉遇还活着。
“他会判多少年?”
“玫,我不知道。”他的脸上有同情和遗憾,声音出奇地温柔,“我只是一个警察,我的责任是抓捕犯罪嫌疑人归案,至于判多少年,那是法官的决定。”
我埋下头,心中充满沮丧和无助,却说不出一句话。
“一会儿会有同事给你录口供,记着,和你无关的,一句都不要多说。”
这句话把我感动,他一直都爱护我,无论我如何屡次令他失望。
他似乎明白我在想什么,屈起手指蹭着我的脸颊:“谁会忍心伤害你?我一直忘不了第一次见你时的样子,那样细腻光滑的皮肤,象丝绸一样,黑色的圆眼睛象小鹿……”
我忍不住笑,眼泪却无声无息流下来。我说:“安德烈,你不仅是个傻子,视力也有问题。”
整个案子取证期间,虽然律师努力斡旋,孙嘉遇还是未能获得保释。而且因为事涉走私,他在乌克兰的所有资产均被冻结。
孙嘉遇的精神状态非常让人担心,除了律师,他谁都不肯见。而律师谈起他,也连连摇头,说他整个人极其消极,根本不在乎最终的判决,像是已经完全放弃。
邱伟的俄文不太好,和律师的沟通就有些费劲,我那点儿有限的俄语水平,更是帮不上什么忙。
原来我们都指望着老钱,可是老钱在孙嘉遇被捕之后,只来过两次,神情紧张不安,大概是怕受到连累。但孙嘉遇在看守所中守口如瓶,没有攀扯任何人。等了十几天,老钱见没什么动静才放心,借口事忙,再也没有现过身。
气得邱伟在背后拍着桌子大骂:“王八羔子,良心都他妈的让狗吃了!”
骂归骂,官司还得接着准备,最后只好从奥德萨国立大学找来一个本硕连读的中国留学生做翻译。
窗外正在下雨,淅淅沥沥的雨珠顺风飘过来,扑在玻璃窗上,再一滴滴沿着窗框滑落。有只蜜蜂落在窗台上,不知为什么没有在雨前赶回蜂巢,翅膀被雨水打湿了,沉甸甸地再也无法起飞。
我把额头靠在窗棂上,呆望着那只毛茸茸的昆虫扑闪着翅膀拼命挣扎,耳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邱伟和律师的讨论。
按照律师的说法,现在警察局对孙嘉遇的起诉,真正能站住脚的,其实只有两件事。一是走私,这个没什么可说的,人证物证俱全,翻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但是另一宗绑架杀人案,则很有商榷的余地。
邱伟直点头:“按您吩咐的,能做的我们都做了。现场那两个警察,已经托人搞定了,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,他们心里都清楚着呢;那几个乌克兰黑帮的人,也被按住了,近期不许他们露头。”
“那很好。”律师说,“没有第三方人证和污点证人,现场物证又早被破坏,如今只剩下原告的证词,这案子的可判决性就大大降低了,很好。”
但是邱伟显然另有担心,他皱起眉:“话是这么说,可我们想得出这招儿,对方又不傻,肯定也在活动,说不定钱砸得比我们更凶,关键是嘉遇还在里面,我们投鼠忌器,人不在乎呀?”
“那就没办法了。”律师摊开手,“只能再送钱,警察局相关的人都送到。”
提起这些行贿的道道,这位乌克兰籍的律师可一点儿都不含糊,比我们还门儿清。
邱伟看看我,只能无奈的苦笑:“行吧,警局里该上香的菩萨,咱都去捐个香火钱。”
我突然想起一件事:“中国大使馆能帮忙吗?用他爸原来的关系,应该能打声招呼吧?”
“你可真够天真的。”邱伟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,“人走茶就凉啊,何况他爸都过世六七年了,人伺候如今的新贵还来不及呢。再说这可是刑事案,谁愿意沾手惹一身腥啊?”
“那罗茜呢?”
“更没戏,你不知道,上回那事儿,嘉遇没和她商量就一意孤行,弄得她特别难堪,所以早就放出话儿来,今后谁也甭在她面前提孙嘉遇三个字儿。”
我小声说:“她说的是气话,她不会不管他。”
邱伟狐疑地盯着我:“你怎么知道?”
因为我也是女人。女人总是比较痴心的,就像彭维维,经过那么多,不管她最后时刻心里想的是恨是爱,但她最后放不下的,还是他。
邱伟想一想,还是摇头:“算了,回头再说,我才不想去死乞白赖求个女的。”
由于我们俩说的是中文,那律师迷惑地听一会儿,放弃努力,合上手中的卷宗提醒我们:“别的就不说了,关键是孙自己要配合,他不肯配合什么都是白费。”
“让您费心了。”邱伟跟他握手道别,“您见了他再好好劝劝,好歹也见我们一面。”
不知道律师都跟孙嘉遇说了些什么,几天后他终于答应和我们见面。
我和邱伟坐在会见室里等他,因为紧张,大夏天我变得手脚冰凉,口干舌燥。
二十分钟后,孙嘉遇终于被警察带进来。
我不由自主站起来,傻傻地看着他在桌子对面坐下。
他身上的衣服倒穿得整整齐齐,头发已经剪短,虽然人还是那么瘦,可是看上去气色反而比较好。但他的眼睛,比起上次我和他见面时,更加死气沉沉,冷漠得没有一点儿生气。
邱伟递烟给他,跟他说律师那边的进展,他叼着烟,就那么心不在焉地听着,看人时眼神似望着透明物体,让你觉得他的目光已经穿透你的身体,不知道落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心里有东西在搅动,疼得我呼吸困难。我知道他的确已经放弃。那天他是凌晨四点二十分报的警。没有人知道,他独自一人和对方僵持的一个多小时内,到底在想些什么。
邱伟反复叮嘱:“嘉遇,在里面你自己千万小心,这上下总有我们打点不到的地方。”
他终于抬起眼睛,眼底有一股不同寻常的神色。
邱伟凑近,声音非常非常低,低得几乎听不到:“有人不想让你说话。”
孙嘉遇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,露出一丝轻微的笑意,充满嘲讽。
“行了,你们回去吧。”他站起身,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,“以后别再来了。”
我倏地探过身子,隔着桌子冲动地抓住他的手:“嘉遇……你一定要小心……”
他垂下目光,既没点头也没摇头,就那么看着我,眼睛里全是淡漠和清冷,声音也冷冷的没有一点起伏:“离开乌克兰吧,回北京也行,这地方和你八字不合。”
警察过来要带他离开,我使劲攥着他的手不肯放开。
“松手!”他硬邦邦地说。
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,不说话也不肯松手。
他的手臂抻直了,用力要挣脱我,我的手心出了汗,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只手从我手中一点点滑脱,直到完全分开。
他消瘦的背影终于在长廊尽头消失,始终没有回头再看一眼。
在看守所里我还勉强控制着自己不要失态,出了门再也支持不住,双腿发软,扶着墙喘息半天勉强才透过一口气。
那天晚上我在酒馆喝高了,逼着邱伟听我倾诉,把之前的无数细节都晾出来盘点。
最后我说:“你听到没有,他让我走。我还能走到哪儿去?经这么多事儿了,他干嘛还要装大尾巴狼?他要有个什么好歹,我活着有什么意思?”我用力拍着桌子,“丫就是一混蛋,我怎么会认识他?我为什么要认识他?”
邱伟开始还想笑,忍得眉眼皱成一团,然后他叹口气,沉默几分钟后问我:“你究竟了解他多少?”
我伏在桌子上,完全拒绝回答。
谁都要问我这个问题,我就是糊涂,那又怎么样呢?片儿汤话谁都会说,真遇上命里的劫数又能怎么样,如果时间可以倒回去,甭管回去多少次,到了关口上我可能还是同样的选择。
我的确不了解他。初遇时只知道他风流英俊,完全看不到月亮的另一面;等我逐渐醒悟,早已泥足深陷拔腿难逃,再也来不及回头。
邱伟说:“不怕你恨我,以前我劝过嘉遇和你分手。我说你们俩不合适,干干脆脆就是两个世界的人,嘉遇你算算,自打你们认识,倒霉事消停过吗?老辈儿人总说八字相克,不能不信。趁着感情还没到那份儿上,早分了还没那么痛苦。”
我笑了笑:“你不就想说,我是个扫把星吗?这弯儿绕得你不累吗?”
“我没这意思。”他有些尴尬,“我是想说,他的确没看错人。他跟我说,挺干净透澈一小姑娘,全心全意在我身上,我要是现在跟她说分手,就是活活儿毁了她。”
邱伟平时没这么多话,说话也不会这么语无伦次,明显他也喝多了,
我头枕着自己的手臂吃吃笑起来,笑得无法抑止。
“哎赵玫你没事儿吧?”邱伟心虚地碰碰我。
我摇摇头,一口气干了半杯啤酒,只觉得一点酸涩从心里慢慢膨胀,最后堵在嗓子眼那里。我哽咽起来,被酒呛住,咳得满眼是泪。
“赵玫……”邱伟满脸歉意地看着我。
我站起来飞快地冲进洗手间,对着洗脸池兜肠刮肚吐了个干净。
等我终于抬起头,从镜子里面看到的,是一个脸色苍白的陌生女人,眼睛下面两抹青痕,眼神呆滞,头发枯涩无光。
我手撑着台面,浑身簌簌地抖,从国内回来,左右不过一个月的工夫,自己就象老了十年。
邱伟追过来在外面敲门,“赵玫?赵玫?”
我深吸口气,撩起凉水洗把脸,然后开门出去,“我没事。”
他的酒像是醒了一半,一直道歉:“你就当我说的都是放屁,他究竟待你如何,你比我更清楚。”
“算了,邱哥。”我蘸着酒水在桌上画着圈,犹豫半天才问他,“你是不是还瞒着我一件事?”
“什么?”
“你上回没跟我说完吧,嘉遇为什么要放过那个人?”
他在腾腾烟雾中扭过脸,一脸诧异地注视我:“你跟嘉遇见面没问过他?”
我干笑一声:“你觉得凭他的脾气,会把这种事儿告诉我吗?”
邱伟垂下头,看着眼前的啤酒杯,半天不说话。过一会儿他用力捶一下桌子,震得杯子里的酒都溅了出来,“为什么呢?就因为那人跟他说,要给女儿写封信。那兔崽子告诉他:孙嘉遇,你也甭觉得自个儿委屈,你爸死了你没见着,可当年为那么点儿钱你硬是逼着我离开中国,害得我好好一家子妻离子散,老婆改嫁,连女儿的姓都给改了,我闺女打从出生长到现在,就不知道她还有我这个亲爸爸。我妈死的时候我也不在身边,她是叫着我名字咽气儿的,这笔账咱俩怎么算?”
我的牙齿在手指头上咬出几个鲜明的牙印儿,声音直哆嗦:“就为这个?”
“啊,那人还说了,你见了我闺女说一声,七年前我扔下她是迫不得已,今天扔下她还是迫不得已,跟她说她爸爸一直惦记她,以后逢着清明七月阴,让她给我烧点儿纸。”邱伟仰头笑起来,“这么着孙嘉遇他就心软了,你说说,这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?”
“是有毛病。”我忍着满眶的眼泪赞成,“他就是一傻逼,特大号的傻逼,没人比他更傻逼的!”
“没错儿。”邱伟扬手叫过酒保,又上了两扎啤酒,端起杯子大着舌头对我说:“来,干杯!一醉解千愁哇!”
快打烊的时候老钱赶过来,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问:“你们见到小孙有没有问问他,关于生意他是怎么想的?原来的关系应该都还能接着利用吧?”
邱伟心情不好,再加上酒意,话就说得特别难听:“老钱你是不是太心急了?放心,他要是死了肯定交给你。再等等,就快了!”
老钱被噎得直咽唾沫,闭上嘴不再说话。
身后有喝多的人大声撒着酒疯,和着酒味烟气和人体的臭味,我觉得身边的一切都令人厌倦,站起来不发一言离开。
几天后我终于在七公里市场找了份看摊的活儿。店老板是个精明的温州人,话说得客气,可使唤起人来一点儿都不客气。我的工作时间是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,没有节假日,每天在店里死死盯八个小时,上个厕所都要一溜儿小跑。
一个月的工钱是一百二十美金,只够我勉强支付房租水电和一日三餐。
时令已至仲夏,集装箱顶无遮无拦,每到下午吸收了半天的热量,店里便热得象蒸笼,让人喘不过气。
我不仅要看店,隔三差五还要按照老板的指示盘点存货,他又经常不在店里,我只能一个人把货箱搬来搬去。曾经精心保养的手指很快变得粗糙不堪,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伤口,指甲缝全部开裂。
我也就是拿创可贴胡乱裹一裹,并不怎么在乎。比起心里的难过和煎熬,这都不算什么。
午饭便买市场里的盒饭胡乱对付一顿。那对卖盒饭的夫妻,我也认得,妻子就是曾帮我们做过家务的四川阿姨。第一次看到我,她的嘴几乎张成一个O型。
后来她唠唠叨叨地说:“真是做孽啊,水灵灵的女娃儿,爹妈手心的宝贝,送这儿遭罪。”然后为我在菜里多添几块肉。
我只是笑,感激她的好意。但那些油腻的荤腥,我一点儿都吃不下。这些肉最终都便宜了隔壁店里那只硕大的狼狗。
邱伟还在为孙嘉遇奔忙,把自己的生意都荒废了。第一次庭审,是半个月后,八月八日,一个吉祥的数字。
安德烈得知我在七公里市场打工,只要没有出警任务,他就会专门从城里开车过来,一直等我关了店下班,再送我回家。
我不想总这么麻烦他,提过几次,他只当做没听见,我就只好随他去了。
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,他从来不提自己经手的案子。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警察工作有一种出乎寻常的热爱,脑子里从未起过渎职的念头,也就不去难为他。可如今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,所以两个人之间常常无话可说,时不时的会冷场。
这天他送我到公寓楼下,我照例说声谢谢,开门下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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