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百五十一章 防范未燃
第五百五十一章防范未燃
百万的年薪没有白花,从香港请来的这位职业经理人,很快就在公司内部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,核心思想就是能者上,无能者下,从工人到管理层,都有完善的奖惩条例,想学以前在国企时那样吃大锅饭是别想了,资本家不养闲人,虽然这让某些刺头很是不爽,但大部分工人在尝到这种制度的甜头后,基本上都是干劲十足,不管那几个刺头怎么挑动,也没人应和,而这些闹事的家伙依照厂规,很快也就被踢了出去——私人企业可没有什么不能随便开除工人的说法,政府那边,只要没有形成群体性事件,也不会为了几个厂混子去多事。
说难听点,这些家伙本来就是工厂里的害群之马,仗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工人权益的层层保护,不仅不努力工作回报国家社会,反倒是各种偷奸耍滑惹事生非,偏偏又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,你给他处份他不在乎,想要开除他,制度又不允许,平时就是神憎鬼厌让领导们伤透了脑筋,现在有人收拾他们,领导开心都来不及,又怎么可能替这些垃圾出头?
工厂这边的改革是步入了正轨,从国外订购的制药设备也一步步到位,几种特效药的审批已经开始进入流程,虽然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上市,但摆在眼前的问题却是不得不处理了,那就是该怎么平衡国内和国处这些特效药的巨大差价?
按照蝴蝶的想法,是要让中国哪怕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在得了这些病后,也是能吃得起这些特效药的,考虑到国内的工资水平,这已经不是亏不亏本的问题了,而简直就是白送,但同时,这些药在国外又必须要卖出高价,这样一来,问题就有些复杂了。
当初,格列卫在国内的正规药价与印度生产的仿制药,不过是几倍的差价,就已经让上千名患者不惜铤而走险,费尽周折的从印度去购买这些廉价仿制药,再冒着蹲大狱的风险将这些药走私回国,而按照蝴蝶的这套想法,这些药生产出来,到时国内国外的差价何止是百倍?这他娘比贩卖军火的利润都高了,到时又会有多少人为了赚取这份暴利而以身试法?
所以,如果只是简单的设定差价,这是绝对行不通的,这只会催生出一大批地下的走私集团。有了这些相对廉价的走私药,蝴蝶通过正规渠道卖到国外的那些天价药还怎么卖得动?到时骂名让他背了,利润却便宜了别人,这样的结果他是绝对无法接受的。
最好的办法,当然是学习后世医保的经验,把这些救命的高价药纳入医保,由国家或保险公司来报销大部分的药费,既不损害药企的利益,也让老百姓能够吃得起药……但问题是,要推行这种重大疾病医保的政策,绝不是几句话说得那样轻松的,现在的政府也不可能掏得起这样大一笔钱来搞福利,否则,也就用不着蝴蝶来办这件事了。
不过这种制度却也提醒了蝴蝶,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替代的方案,那就是他之前弄出的那个‘共济会’。
作为一个民间互助组织,共济会其实已经具备了某些慈善组织的功能的,在此之前,就已经有不少的会员通过组织的积分机制发起求助,替自己或是生病的家人寻求医疗方面的资助,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想了想,蝴蝶发现,他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共济会的名义来免费的向患者供药,药费由组织承担,反正这共济会和药厂都是他的,药费支出就算再高也不过就是从左手转到右手,回头再让药厂以慈善捐助的名义把钱转回到共济会,就能把账抹平,而且凭空还能给自己落下一大笔积分,算起来他实际上也不会亏。
别小看这共济会的积分,随着组织在全国各地铺开,现在这积分在很多共济会发展得好的地区,几乎是直接可以当钱来用的!说它是仅次于人民币的硬通货,那是一点都不夸张。
事实上,在某些人的眼里,这积分的价值甚至比人民币还大,因为共济会的性质,使得组织内部很多援助的项目服务其实都是超值的,也就是说,如果不通过共济会的平台以积分的形式来交易,同样的事情你想花钱来办成,那费用开支绝对会十倍百倍于此,这就是平台的作用了——就像在二十一世纪,同样一件货物,如果你发快递到外省,可能只需要十块钱的运费,但如果你亲自去送,或是雇人来替你去送,那费用怕是上千都打不住。
理论上,蝴蝶是共济会的组织者,幕后的大老板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随意的调动组织内部的资源,就像政府拥有银行和发币权,也不能随意印钞票是一个道理,如果他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这个组织搞破产,那么他就同样也得遵守自己制订的这些规则,就算是他,想要通过共济会来办成什么事的话,也是得花费积分的,而随着他各项业务的摊子越铺越大,需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,他手上这积分经常也是紧巴巴的,还得省着用,现在有机会合理合法的给自己刷一波,不说能赚多少,但好歹也能用这种形式弥补一下药厂经费的亏空。
当然,即便是依托共济会的平台,也不可能完全阻挡某些人混水摸鱼,毕竟如此大的差价利润,已经足以让很多人为之上下勾结,铤而走险了,所以为了尽可能的避免有人来钻空子,蝴蝶还特意规定,只有共济会会员本人和其直系亲属才能享受这一福利,并且这些药同样也是要用积分来兑换的——积分的数额不会太高,大致上也就相当于一个人利用平时业余的时间,替共济会完成一些公益任务的收益,这在蝴蝶看来是很公平的:他已经给了你活下去的机会,但如果你连这点付出都不愿意,那死了也是活该。
即便是这样,也不是说就没有漏洞可钻了,别的不说,就以这些药在国外的售价,每一瓶都相当于国内一个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,别说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做做公益,只要每个月都能刷上一瓶药,哪怕是全职都会有无数人抢着干的。至于说病历证明——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些麻烦,但在高额的回报下,也很难说会不会有医生被人买通,给开出假的证明。像这种钻空子占便宜的行为,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简直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,尤其是那些国企里面,能不能拉关系走后门,甚至都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有‘能耐’的标准,不得不说这还真是一种道德扭曲的表现,就那点蝇头小利都能让人们无视法律法规,一旦被人发现这些药品里面存在着如此的暴利,那恐怕就是杀头的风险都不能阻止某些人的贪欲了。
“其实也没必要这么担心,就算国内的口子堵不住,到了国外,那些洋鬼子也会替我们去抓这些走私药的。”
对于方碧瑶提出的担忧,蝴蝶倒是看得很开,不过他说出的这个理由,却让方碧瑶难以理解。
“怎么可能?如果我们把国外的药价定得这么高,那就算是他们的政府,也未必会站在我们这边吧?毕竟我们卷走的可是他们国家的钱,这些走私药就算不合法,至少也能减少他们的损失,不说参与进去,只要睁只眼闭只眼,都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的。”
笑了笑,蝴蝶说道:“你说错了一点:我们卷走的不是‘他们’的钱,而是他们国家那些‘病人’的钱!而且这么大一块蛋糕,你以为光凭我们一家能吞得下?到了国外,我们是肯定要跟那些当地的势力合作的,只要找好分销商,给他们足够的利润分成,他们就会比我们更痛恨那些走私客,而这些人,在政府里往往也都是有很多人脉的,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本来就是给他们这些有钱人服务的,到时我们甚至都不用出面,就会有人替我们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。”
“这怎么可能……怎么会是这样?”
方碧瑶难以置信,却又不得不信。
蝴蝶说的这些,在二十一世纪其实就是人尽皆知的事情,但对这个时代的国人而言,哪怕是她这样见过世面,也接触过不少外界信息的人而言,都是难以想像的,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信息比较封闭,加上整个社会崇洋的风气比较浓厚,在某些人的吹捧下,就连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,没人会去传播这些没人相信的负面信息。
另一方面,也是因为中国政府把老百姓照顾得太好了,谁有点什么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政府,一些社区里,就连大姑娘小伙子找不着对象,社区的领导都得操心,使得人们理所当然的都认为这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,但事实上,这样的关系别说在资本主义国家,哪怕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都是个另类——全世界,哪个国家犯了不大点事的老百姓是比警察还凶,甚至还敢跟警察对着打的?除了中国,你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!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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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万的年薪没有白花,从香港请来的这位职业经理人,很快就在公司内部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,核心思想就是能者上,无能者下,从工人到管理层,都有完善的奖惩条例,想学以前在国企时那样吃大锅饭是别想了,资本家不养闲人,虽然这让某些刺头很是不爽,但大部分工人在尝到这种制度的甜头后,基本上都是干劲十足,不管那几个刺头怎么挑动,也没人应和,而这些闹事的家伙依照厂规,很快也就被踢了出去——私人企业可没有什么不能随便开除工人的说法,政府那边,只要没有形成群体性事件,也不会为了几个厂混子去多事。
说难听点,这些家伙本来就是工厂里的害群之马,仗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对工人权益的层层保护,不仅不努力工作回报国家社会,反倒是各种偷奸耍滑惹事生非,偏偏又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,你给他处份他不在乎,想要开除他,制度又不允许,平时就是神憎鬼厌让领导们伤透了脑筋,现在有人收拾他们,领导开心都来不及,又怎么可能替这些垃圾出头?
工厂这边的改革是步入了正轨,从国外订购的制药设备也一步步到位,几种特效药的审批已经开始进入流程,虽然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上市,但摆在眼前的问题却是不得不处理了,那就是该怎么平衡国内和国处这些特效药的巨大差价?
按照蝴蝶的想法,是要让中国哪怕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在得了这些病后,也是能吃得起这些特效药的,考虑到国内的工资水平,这已经不是亏不亏本的问题了,而简直就是白送,但同时,这些药在国外又必须要卖出高价,这样一来,问题就有些复杂了。
当初,格列卫在国内的正规药价与印度生产的仿制药,不过是几倍的差价,就已经让上千名患者不惜铤而走险,费尽周折的从印度去购买这些廉价仿制药,再冒着蹲大狱的风险将这些药走私回国,而按照蝴蝶的这套想法,这些药生产出来,到时国内国外的差价何止是百倍?这他娘比贩卖军火的利润都高了,到时又会有多少人为了赚取这份暴利而以身试法?
所以,如果只是简单的设定差价,这是绝对行不通的,这只会催生出一大批地下的走私集团。有了这些相对廉价的走私药,蝴蝶通过正规渠道卖到国外的那些天价药还怎么卖得动?到时骂名让他背了,利润却便宜了别人,这样的结果他是绝对无法接受的。
最好的办法,当然是学习后世医保的经验,把这些救命的高价药纳入医保,由国家或保险公司来报销大部分的药费,既不损害药企的利益,也让老百姓能够吃得起药……但问题是,要推行这种重大疾病医保的政策,绝不是几句话说得那样轻松的,现在的政府也不可能掏得起这样大一笔钱来搞福利,否则,也就用不着蝴蝶来办这件事了。
不过这种制度却也提醒了蝴蝶,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替代的方案,那就是他之前弄出的那个‘共济会’。
作为一个民间互助组织,共济会其实已经具备了某些慈善组织的功能的,在此之前,就已经有不少的会员通过组织的积分机制发起求助,替自己或是生病的家人寻求医疗方面的资助,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想了想,蝴蝶发现,他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共济会的名义来免费的向患者供药,药费由组织承担,反正这共济会和药厂都是他的,药费支出就算再高也不过就是从左手转到右手,回头再让药厂以慈善捐助的名义把钱转回到共济会,就能把账抹平,而且凭空还能给自己落下一大笔积分,算起来他实际上也不会亏。
别小看这共济会的积分,随着组织在全国各地铺开,现在这积分在很多共济会发展得好的地区,几乎是直接可以当钱来用的!说它是仅次于人民币的硬通货,那是一点都不夸张。
事实上,在某些人的眼里,这积分的价值甚至比人民币还大,因为共济会的性质,使得组织内部很多援助的项目服务其实都是超值的,也就是说,如果不通过共济会的平台以积分的形式来交易,同样的事情你想花钱来办成,那费用开支绝对会十倍百倍于此,这就是平台的作用了——就像在二十一世纪,同样一件货物,如果你发快递到外省,可能只需要十块钱的运费,但如果你亲自去送,或是雇人来替你去送,那费用怕是上千都打不住。
理论上,蝴蝶是共济会的组织者,幕后的大老板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随意的调动组织内部的资源,就像政府拥有银行和发币权,也不能随意印钞票是一个道理,如果他不想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这个组织搞破产,那么他就同样也得遵守自己制订的这些规则,就算是他,想要通过共济会来办成什么事的话,也是得花费积分的,而随着他各项业务的摊子越铺越大,需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,他手上这积分经常也是紧巴巴的,还得省着用,现在有机会合理合法的给自己刷一波,不说能赚多少,但好歹也能用这种形式弥补一下药厂经费的亏空。
当然,即便是依托共济会的平台,也不可能完全阻挡某些人混水摸鱼,毕竟如此大的差价利润,已经足以让很多人为之上下勾结,铤而走险了,所以为了尽可能的避免有人来钻空子,蝴蝶还特意规定,只有共济会会员本人和其直系亲属才能享受这一福利,并且这些药同样也是要用积分来兑换的——积分的数额不会太高,大致上也就相当于一个人利用平时业余的时间,替共济会完成一些公益任务的收益,这在蝴蝶看来是很公平的:他已经给了你活下去的机会,但如果你连这点付出都不愿意,那死了也是活该。
即便是这样,也不是说就没有漏洞可钻了,别的不说,就以这些药在国外的售价,每一瓶都相当于国内一个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,别说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做做公益,只要每个月都能刷上一瓶药,哪怕是全职都会有无数人抢着干的。至于说病历证明——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有些麻烦,但在高额的回报下,也很难说会不会有医生被人买通,给开出假的证明。像这种钻空子占便宜的行为,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简直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,尤其是那些国企里面,能不能拉关系走后门,甚至都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人是否有‘能耐’的标准,不得不说这还真是一种道德扭曲的表现,就那点蝇头小利都能让人们无视法律法规,一旦被人发现这些药品里面存在着如此的暴利,那恐怕就是杀头的风险都不能阻止某些人的贪欲了。
“其实也没必要这么担心,就算国内的口子堵不住,到了国外,那些洋鬼子也会替我们去抓这些走私药的。”
对于方碧瑶提出的担忧,蝴蝶倒是看得很开,不过他说出的这个理由,却让方碧瑶难以理解。
“怎么可能?如果我们把国外的药价定得这么高,那就算是他们的政府,也未必会站在我们这边吧?毕竟我们卷走的可是他们国家的钱,这些走私药就算不合法,至少也能减少他们的损失,不说参与进去,只要睁只眼闭只眼,都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的。”
笑了笑,蝴蝶说道:“你说错了一点:我们卷走的不是‘他们’的钱,而是他们国家那些‘病人’的钱!而且这么大一块蛋糕,你以为光凭我们一家能吞得下?到了国外,我们是肯定要跟那些当地的势力合作的,只要找好分销商,给他们足够的利润分成,他们就会比我们更痛恨那些走私客,而这些人,在政府里往往也都是有很多人脉的,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本来就是给他们这些有钱人服务的,到时我们甚至都不用出面,就会有人替我们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。”
“这怎么可能……怎么会是这样?”
方碧瑶难以置信,却又不得不信。
蝴蝶说的这些,在二十一世纪其实就是人尽皆知的事情,但对这个时代的国人而言,哪怕是她这样见过世面,也接触过不少外界信息的人而言,都是难以想像的,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信息比较封闭,加上整个社会崇洋的风气比较浓厚,在某些人的吹捧下,就连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,没人会去传播这些没人相信的负面信息。
另一方面,也是因为中国政府把老百姓照顾得太好了,谁有点什么困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政府,一些社区里,就连大姑娘小伙子找不着对象,社区的领导都得操心,使得人们理所当然的都认为这就是政府与人民的关系,但事实上,这样的关系别说在资本主义国家,哪怕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都是个另类——全世界,哪个国家犯了不大点事的老百姓是比警察还凶,甚至还敢跟警察对着打的?除了中国,你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!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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