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朝家具
小蔡上京咯,见的都是公卿贵族哟~~~贴点有身份人滴~生活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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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时期,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一个大统一的时期,文化、经济繁荣,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,沟通了中国与西亚、欧洲和非洲各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。当时人们的起居方式仍然是席地而坐,室内的家具陈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、床、榻、几、案的组合格局,漆木家具完全取代了青铜器而占据主导地位。
从秦汉时期的壁画、画像砖、画像石、漆画、帛画、雕塑和板刻中可以推断,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,主要供人坐、卧、寝,逐步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。到了汉代,床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,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、待客、游戏、读书和睡眠,乃至朝会、办公都在床上进行。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的“主记史”和“主薄”各坐一榻,两榻形制、尺寸基本接近,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,榻面铺有席垫。另外,在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的汉墓画像石上,有一人独坐于榻上,而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,也有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。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、四腿,长0875米、宽072米、高019米,腿足截断面是矩尺形,腿间也有弧形曲线,榻面上刻有隶书:“汉故博士常山大(太)傅王君坐榻”。床榻兴起盛行,对其进行装饰也悄然升温。《释名》载:“帐,张也,张旋于床上”。可见,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,冬设幔帐避寒,夏施蚊帐避蝇。
汉朝人许慎在《说文》中称床为“安身之几坐也”,明确说是座具。还有一种称为“匡床”,又叫“独坐座”,显而易见是单人的座具。汉代刘熙《释名·床篇》云:“人所坐卧曰床装也,所以自装载也。”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,既是座具,又是卧具。西汉后期,又出现了“榻”这个名称,是专指座具的。河北望都汉墓壁画、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和陕西绥德汉墓石刻中,皆有坐榻的图像。《释名》说:“长狭而卑者曰榻,言其榻然近地也。小者独坐,主人无二,独所坐也。”《通俗文》说:“三尺五曰榻,独坐曰枰,八尺曰床”。《后汉书》中记东郡太宁“冬日坐羊皮,夏日坐一榆木板蔬食出界买盐鼓食之”。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,床略高于榻,宽于榻,可坐可卧;榻则低于床,窄于床,有独坐和两人坐等,秦汉时期仅供坐用,后演化变成可坐可躺。
秦汉时期仍保持商周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,因此几、案、床等家具都比较低矮。几、案外形不一,上面大多涂有黑漆或红漆,并绘制出各种精美的花纹,少数还在表面施有浮雕。它们与汉代精美的漆器杯、盘、尊、壶风格大体一致。汉代的案比先秦的长些。有的还做成重叠的二层案,好放更多的器物。食案则多做方、圆二形(陈平《中国居住文化》,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,第63页)。前已述及,此处不赘。
汉代的小坐具是枰,它比较矮,枰面为方形,四周不起沿。它和大小与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足的形状:食案之足接近细圆柱形,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,足间呈壶门形,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。《释名释床帐》:“枰,平也;以板作之,其体平正也。”枰上只可坐一人,所以也称独坐。《埤苍》:“枰,榻也,谓独坐板床也。”《释床帐》也说:“小者曰独坐,主人无二,独所坐也。”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壁画中有独坐板枰的人像(图71)。不过枰除板制的外,也有石制的。河北邢台陈村西汉刘迁墓、定县八角廊西汉刘修墓中均出土过石枰,后者还装有铜足。
比枰大些的坐具为榻。《释床帐》:“长狭而卑曰榻,言其榻然近地也。”这里说榻狭而卑,是和床对比而言。服虔《通俗文》:“床三尺五曰榻,板独坐曰枰,八尺曰床。”(《初学记》卷二十五)以今制折合,则榻约长84厘米,床约长192厘米。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,有“汉故博士常山大博王君坐榻”刻铭,长875厘米,与《通俗文》所记长35汉尺之数字极为接近。这种长度的塌当然不能卧,只能坐,如《高士传》说管宁“常坐一木榻,积五十余年,未尝箕股,塌上当膝处皆穿”(《太平御览》卷七○六)。榻也以一人独坐为尊。《世说新语方正篇》刘注引《语林》:“(杜)预征吴还,独榻,不与宾客共也。”《排调篇》:“刘尊祖少为殷中军所知,称之于庾公。庾公引见,坐之独榻上。”这些史料的时代虽稍迟,但与汉制应无大异。二人共坐者,则称合榻。《三国志吴志鲁肃传》:“合榻对饮。”《诸葛融传》:“合榻促坐。”汉画像石上出现过二人坐一榻的图象,应即合榻。至于南北朝时多数人共坐之连榻,汉代似乎还未出现(孙机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,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,第220页)。
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,还用于待客,如《后汉书徐稚传》:“陈蕃为太守,不接宾客,唯稚来,特设一榻,去则悬之。”又用于见吏,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,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,三个小吏模样的人,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(《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》,《考古》1966年第2期)。宴饮时,榻更为常设,或主人自坐,或与宾客共坐。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(图72)中,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,中间设食案,榻上还施以幧帐,一边饮酒,一边欣赏歌舞(《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》,《考古》1960年第1期)。另外,还有一种特小之榻,配以榻登,用于登大床。《释名》:“榻登施大床之前,小榻之上,所以登床也。”(林剑鸣等《秦汉社会文明》,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~页)
床比枰、榻都大,兼供坐、卧。一般为木制。《御览》卷七零六引《后汉书》:“羊茅为东郡太守,夏日坐一榆木板床。”也有石制者,望都二号东汉墓所出石床,长159厘米,宽100厘米,高18厘米,可容一人卧息。在汉代,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,如《风俗通义愆礼篇》:“南阳张伯大,邓子敬小伯大三年,以兄礼事之。伯卧床上,敬寝下小榻,言常恐,清旦朝拜。”大床常在一侧设屏、背后设扆,合成“屏扆”。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(图73)。
汉代人在床、榻上的坐姿,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,因此,坐久了会感到累,甚至产生如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》提到的“腓痛、足痹、转筋”等现象。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,膝纳于几下,肘伏于几上。这种几被称为凭几,其几面较窄,一般在20厘米左右。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,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。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,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,颇为别致。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,有的装四条栅状足,有的只装一条曲足,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,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(图74)。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,木质部分已经朽失,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,其上部装合页,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。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,几足有上下两层,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,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,结构很精巧。在冬季,几上还加铺织物,如《西京杂记》卷一:“汉制天子玉几,冬则加绨锦其上,谓之绨几,公侯皆以竹木为几,冬则以细罽为稿以凭之,不得加绨锦。”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策中记有“素长寿绣机巾一”,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,可见《西京杂记》所记并不完全准确。汉代通行跪坐,箕踞和垂足坐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反感。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块画像石,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几之上(图75)。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,在当时十分罕见(孙机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,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,第220~2)。
榻上、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。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。《急就篇》:“蒲蒻蔺席。”注:“蒻,谓蒲之柔弱者也。蔺草名也,亦莞之类也。蒲蒻可以为荐,蔺草可以为席。”荐,即长卧席。《汉书文帝纪》载,文帝“以菀蒲为席”,以示其俭。又《东观汉记》载:“郭丹师事公孙昌,敬重,常持蒲编席。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谴责中载:“菀席二,其一青缘,一锦缘。”实际上则出土菀席四件,完好的有二件,一件长219厘米,宽81厘米,另一件长222厘米,宽82厘米,席边均用黄绢包缝,边宽20厘米左右。据《盐铁论散不足》,先秦时庶人用“单蔺籧篨”。所谓“籧篨”,指粗竹席,汉时同样流行。竹席或成为床笫,其精细的称为簟。《东观汉记》:“殇帝诏有荏弱平簟。”又《西京杂记》:“会稽献竹簟供御,世号为流黄簟。”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,为民间样式。其色灰,席纹作人字形,用薄蔑片编制而成(《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》,《文物》1978年第8期)。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,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。《释名》:“貂席,连貂皮以为席也。”又《西京杂记》:“昭阳殿设缘熊席,毛皆长一尺余,眠而拥毛自蔽,望之者不能见也,坐则没膝其中,杂薰诸香,一坐此席,余香百日不歇也。”
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,尊者必有专席。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,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,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。朝会时,为了优礼功臣耆儒,常常也设专席。《后汉书王常传》:“王常为横野大将军,位次与诸将绝席。”又《张禹传》:“张禹为太傅,尚书,邓太后以殇帝初育,欲令重臣居禁内,乃诏禹与三公绝席。”东汉时,为了提高尚书令、御史中丞、司隶校尉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,于建武元年(公元25年)起,朝会时皆专席而坐,所以京师号为“三独坐”(林剑鸣等《秦汉社会文明》,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~页)。
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,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**层席。在学校中,讲学时每人坐一席,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,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,就可以夺人之席。如东汉学者戴凭解经不穷,可以重坐五十余席(《后汉书·戴凭传》)。至于一般的寒士,如薛惇就“坐无完席”了(谢国桢《两汉社会生活概述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67页)。
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,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、椅等家具。然而实际上,汉代虽然无椅,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。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张绿釉陶桌,上置一圆底小罐。从其足和面的比例看来,这是一张较高的小桌(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小桌,而是“一件与灶台配套使用的厨房中摆放烹调味品的灶边小案”。见《论汉代无桌》,《文博》1982年第5期)。不过由于陶桌是明器模型,它所代表的实物的尺寸难以确定。四川彭县出土的市场画像砖上的一张方桌,桌前之人与桌上之人在进行交易,桌的高度可以通过人的体高间接推知,所以可以被确认(图76)。这张桌子的桌腿间无撑,形制较原始,但已与敦煌莫高窟85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。
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。《论衡感虚篇》又《是应篇》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,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:“厨门木象生肉足,乃得归。”这里所说的厨当指贮物之厨。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,门上铸出守门之别者。此风可能为后世之厨所沿袭,厨门上也饰有刖者木像,所以说“生肉足”。《晋书顾恺之传》:“恺之尝以一厨画,糊题其前,寄桓玄。”也应是此类厨。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,厨所以,床前“帖帖而垂”的帖,因其横面单悬而《释名》称为床前帷。凡是有顶的帷幕也都被称作帐,即使不施于床上也如此。《史记汲郑列传》:“上尝坐武帐中,黯前奏事,上不冠,望见黯,避帐中,使人可其奏。”此武帐即非床帐,而是殿上御座的有顶之帐(林剑鸣等《秦汉社会文明》,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~240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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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时期,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一个大统一的时期,文化、经济繁荣,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,沟通了中国与西亚、欧洲和非洲各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。当时人们的起居方式仍然是席地而坐,室内的家具陈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、床、榻、几、案的组合格局,漆木家具完全取代了青铜器而占据主导地位。
从秦汉时期的壁画、画像砖、画像石、漆画、帛画、雕塑和板刻中可以推断,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,主要供人坐、卧、寝,逐步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。到了汉代,床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,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、待客、游戏、读书和睡眠,乃至朝会、办公都在床上进行。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的“主记史”和“主薄”各坐一榻,两榻形制、尺寸基本接近,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,榻面铺有席垫。另外,在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的汉墓画像石上,有一人独坐于榻上,而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,也有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。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、四腿,长0875米、宽072米、高019米,腿足截断面是矩尺形,腿间也有弧形曲线,榻面上刻有隶书:“汉故博士常山大(太)傅王君坐榻”。床榻兴起盛行,对其进行装饰也悄然升温。《释名》载:“帐,张也,张旋于床上”。可见,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,冬设幔帐避寒,夏施蚊帐避蝇。
汉朝人许慎在《说文》中称床为“安身之几坐也”,明确说是座具。还有一种称为“匡床”,又叫“独坐座”,显而易见是单人的座具。汉代刘熙《释名·床篇》云:“人所坐卧曰床装也,所以自装载也。”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,既是座具,又是卧具。西汉后期,又出现了“榻”这个名称,是专指座具的。河北望都汉墓壁画、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和陕西绥德汉墓石刻中,皆有坐榻的图像。《释名》说:“长狭而卑者曰榻,言其榻然近地也。小者独坐,主人无二,独所坐也。”《通俗文》说:“三尺五曰榻,独坐曰枰,八尺曰床”。《后汉书》中记东郡太宁“冬日坐羊皮,夏日坐一榆木板蔬食出界买盐鼓食之”。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,床略高于榻,宽于榻,可坐可卧;榻则低于床,窄于床,有独坐和两人坐等,秦汉时期仅供坐用,后演化变成可坐可躺。
秦汉时期仍保持商周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,因此几、案、床等家具都比较低矮。几、案外形不一,上面大多涂有黑漆或红漆,并绘制出各种精美的花纹,少数还在表面施有浮雕。它们与汉代精美的漆器杯、盘、尊、壶风格大体一致。汉代的案比先秦的长些。有的还做成重叠的二层案,好放更多的器物。食案则多做方、圆二形(陈平《中国居住文化》,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,第63页)。前已述及,此处不赘。
汉代的小坐具是枰,它比较矮,枰面为方形,四周不起沿。它和大小与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足的形状:食案之足接近细圆柱形,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,足间呈壶门形,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。《释名释床帐》:“枰,平也;以板作之,其体平正也。”枰上只可坐一人,所以也称独坐。《埤苍》:“枰,榻也,谓独坐板床也。”《释床帐》也说:“小者曰独坐,主人无二,独所坐也。”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壁画中有独坐板枰的人像(图71)。不过枰除板制的外,也有石制的。河北邢台陈村西汉刘迁墓、定县八角廊西汉刘修墓中均出土过石枰,后者还装有铜足。
比枰大些的坐具为榻。《释床帐》:“长狭而卑曰榻,言其榻然近地也。”这里说榻狭而卑,是和床对比而言。服虔《通俗文》:“床三尺五曰榻,板独坐曰枰,八尺曰床。”(《初学记》卷二十五)以今制折合,则榻约长84厘米,床约长192厘米。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,有“汉故博士常山大博王君坐榻”刻铭,长875厘米,与《通俗文》所记长35汉尺之数字极为接近。这种长度的塌当然不能卧,只能坐,如《高士传》说管宁“常坐一木榻,积五十余年,未尝箕股,塌上当膝处皆穿”(《太平御览》卷七○六)。榻也以一人独坐为尊。《世说新语方正篇》刘注引《语林》:“(杜)预征吴还,独榻,不与宾客共也。”《排调篇》:“刘尊祖少为殷中军所知,称之于庾公。庾公引见,坐之独榻上。”这些史料的时代虽稍迟,但与汉制应无大异。二人共坐者,则称合榻。《三国志吴志鲁肃传》:“合榻对饮。”《诸葛融传》:“合榻促坐。”汉画像石上出现过二人坐一榻的图象,应即合榻。至于南北朝时多数人共坐之连榻,汉代似乎还未出现(孙机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,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,第220页)。
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,还用于待客,如《后汉书徐稚传》:“陈蕃为太守,不接宾客,唯稚来,特设一榻,去则悬之。”又用于见吏,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,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,三个小吏模样的人,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(《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》,《考古》1966年第2期)。宴饮时,榻更为常设,或主人自坐,或与宾客共坐。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(图72)中,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,中间设食案,榻上还施以幧帐,一边饮酒,一边欣赏歌舞(《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》,《考古》1960年第1期)。另外,还有一种特小之榻,配以榻登,用于登大床。《释名》:“榻登施大床之前,小榻之上,所以登床也。”(林剑鸣等《秦汉社会文明》,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~页)
床比枰、榻都大,兼供坐、卧。一般为木制。《御览》卷七零六引《后汉书》:“羊茅为东郡太守,夏日坐一榆木板床。”也有石制者,望都二号东汉墓所出石床,长159厘米,宽100厘米,高18厘米,可容一人卧息。在汉代,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,如《风俗通义愆礼篇》:“南阳张伯大,邓子敬小伯大三年,以兄礼事之。伯卧床上,敬寝下小榻,言常恐,清旦朝拜。”大床常在一侧设屏、背后设扆,合成“屏扆”。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(图73)。
汉代人在床、榻上的坐姿,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,因此,坐久了会感到累,甚至产生如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》提到的“腓痛、足痹、转筋”等现象。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,膝纳于几下,肘伏于几上。这种几被称为凭几,其几面较窄,一般在20厘米左右。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,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。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,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,颇为别致。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,有的装四条栅状足,有的只装一条曲足,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,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(图74)。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,木质部分已经朽失,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,其上部装合页,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。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,几足有上下两层,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,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,结构很精巧。在冬季,几上还加铺织物,如《西京杂记》卷一:“汉制天子玉几,冬则加绨锦其上,谓之绨几,公侯皆以竹木为几,冬则以细罽为稿以凭之,不得加绨锦。”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策中记有“素长寿绣机巾一”,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,可见《西京杂记》所记并不完全准确。汉代通行跪坐,箕踞和垂足坐往往会引起人们的反感。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块画像石,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几之上(图75)。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,在当时十分罕见(孙机《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》,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,第220~2)。
榻上、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。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。《急就篇》:“蒲蒻蔺席。”注:“蒻,谓蒲之柔弱者也。蔺草名也,亦莞之类也。蒲蒻可以为荐,蔺草可以为席。”荐,即长卧席。《汉书文帝纪》载,文帝“以菀蒲为席”,以示其俭。又《东观汉记》载:“郭丹师事公孙昌,敬重,常持蒲编席。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谴责中载:“菀席二,其一青缘,一锦缘。”实际上则出土菀席四件,完好的有二件,一件长219厘米,宽81厘米,另一件长222厘米,宽82厘米,席边均用黄绢包缝,边宽20厘米左右。据《盐铁论散不足》,先秦时庶人用“单蔺籧篨”。所谓“籧篨”,指粗竹席,汉时同样流行。竹席或成为床笫,其精细的称为簟。《东观汉记》:“殇帝诏有荏弱平簟。”又《西京杂记》:“会稽献竹簟供御,世号为流黄簟。”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,为民间样式。其色灰,席纹作人字形,用薄蔑片编制而成(《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》,《文物》1978年第8期)。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,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。《释名》:“貂席,连貂皮以为席也。”又《西京杂记》:“昭阳殿设缘熊席,毛皆长一尺余,眠而拥毛自蔽,望之者不能见也,坐则没膝其中,杂薰诸香,一坐此席,余香百日不歇也。”
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,尊者必有专席。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,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,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。朝会时,为了优礼功臣耆儒,常常也设专席。《后汉书王常传》:“王常为横野大将军,位次与诸将绝席。”又《张禹传》:“张禹为太傅,尚书,邓太后以殇帝初育,欲令重臣居禁内,乃诏禹与三公绝席。”东汉时,为了提高尚书令、御史中丞、司隶校尉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,于建武元年(公元25年)起,朝会时皆专席而坐,所以京师号为“三独坐”(林剑鸣等《秦汉社会文明》,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~页)。
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,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**层席。在学校中,讲学时每人坐一席,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,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,就可以夺人之席。如东汉学者戴凭解经不穷,可以重坐五十余席(《后汉书·戴凭传》)。至于一般的寒士,如薛惇就“坐无完席”了(谢国桢《两汉社会生活概述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67页)。
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,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、椅等家具。然而实际上,汉代虽然无椅,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。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张绿釉陶桌,上置一圆底小罐。从其足和面的比例看来,这是一张较高的小桌(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小桌,而是“一件与灶台配套使用的厨房中摆放烹调味品的灶边小案”。见《论汉代无桌》,《文博》1982年第5期)。不过由于陶桌是明器模型,它所代表的实物的尺寸难以确定。四川彭县出土的市场画像砖上的一张方桌,桌前之人与桌上之人在进行交易,桌的高度可以通过人的体高间接推知,所以可以被确认(图76)。这张桌子的桌腿间无撑,形制较原始,但已与敦煌莫高窟85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。
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。《论衡感虚篇》又《是应篇》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,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:“厨门木象生肉足,乃得归。”这里所说的厨当指贮物之厨。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,门上铸出守门之别者。此风可能为后世之厨所沿袭,厨门上也饰有刖者木像,所以说“生肉足”。《晋书顾恺之传》:“恺之尝以一厨画,糊题其前,寄桓玄。”也应是此类厨。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,厨所以,床前“帖帖而垂”的帖,因其横面单悬而《释名》称为床前帷。凡是有顶的帷幕也都被称作帐,即使不施于床上也如此。《史记汲郑列传》:“上尝坐武帐中,黯前奏事,上不冠,望见黯,避帐中,使人可其奏。”此武帐即非床帐,而是殿上御座的有顶之帐(林剑鸣等《秦汉社会文明》,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~240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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