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六五章 大败之后当反思
华元一六八一年五月以后,金汉双方又陷入僵持的局面。
在中原,金兵和汉军的攻防战开始呈现胶着。金国西路军因为曹广弼的抵制而无法越过太原,由于云内天德已被萧铁奴卖给了西夏而无法绕道袭击陕西。相对来说,河北这边的抵抗力较弱,因为缺少天险,在前线大军崩溃的情况下,金兵的游骑在整个河北平原纵横驰骋,无论是赵立还是杨开远都很难将之拦住,金军甚至在河南一些地方重新建立了据点,河南变成了金军、汉军、宋军纠缠不清的混乱地区。
不过由于宗辅迟迟攻不下塘沽,这便大大限制了金军在东路进军的最长距离。金国东路军如果没有攻下塘沽就南下山东,后背就会卖给杨开远,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,而塘沽不下,金人在河北也没法展开有效的统治和税赋征收,军队的后勤便不得不依赖于燕云的积蓄,由于可靠的补给线太长,所以宗弼的精锐推进到青州、大名府一带后就开始显现疲软,赵立因形就势,沿着济水展开防御,金军在河南因为遇到的抵抗较弱而进军顺利,但却无法打败赵立进入山东。
而在东北,折彦冲对黄龙府的攻击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战果。如果按照面积计算的话,吴乞买在东北所统治的领土仍然比折彦冲大,但他统治的地区大多蛮荒,所以就经济总量来说,吴乞买治下的州县还比不上辽河流域的一个零头。然而女真自有一套和这种落后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结构,在这套社会结构下的女真军民既贫穷又野蛮,又因其野蛮而具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,女真人就是靠这种蛮劲抵挡住了折彦冲的攻击。
从去年折彦冲领兵攻打辽阳府开始,大大小小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停过;当将士们在前线拼命的时候,身处后方的知识分子也在反思。宗颍战败之后,津门管宁学舍、登州蓬莱学舍、辽口军学、塘沽政学的学者们对这次战争的讨论就更加热烈了。
“我们为什么会失败?明明占据了上风的,为什么军队会忽然崩溃?”
自然有人总结出了战场上的各种原因,如训练,如后勤,如兵力布置,如将领才能。但当讨论一步步深入以后,学者们便再不肯满足于这些表面的原因。
辽口军学的学者认为,这次战败的关键实在于齐鲁军团的“不完全正规化”。这派观点认为,齐鲁军团内部良莠不齐,部分部队如刘锜部、赵立部已可以和汉军主力接轨,王宣部实战经验充足,但训练与教育就显得不足,至于那几十万连数量也弄不明白的义军则完全是乌合之众,这部分人抗金的热情虽然值得尊重,但到了战场上所发挥的作用却未必是正面的。
为此辽口军学的不少教官联名上书,要求枢密趁机整肃,将齐鲁军团的残余力量进行分流整顿,将符合要求的人选入正规军营重新训练,不符合要求的直接解甲归田。杨应麒对此表示赞赏,回复批文让他们拿出一个确切的方案再呈上来,再呈上来的方案必须解决以下问题:
从义军中选拔士兵,选拔标准为何?数量多少?选出来后如何训练?训练场地该设在何处?训练人手该从何处抽调?训练经费需要多少?不符合标准的义军该如何安置?在何处安置?应该给与什么样的条件进行安置?不同地区、不同级别的兵将该如何区别对待?如果士兵不愿意解甲又该如何解决?在眼前的情况下展开这个计划,对正在进行的整个战局所产生的影响是好是坏?等等。
杨应麒这番回复,一连提出了五十多个问题,问得详尽而具体,这一轮问下来,把大多数开口讲空话放厥词的人都问得闭上了嘴,但仍有一小批有毅力有想法的人或坐下来思考,或亲自前往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等战乱频仍的地方考察,和各路义军一一接触。这些人里没一个拥有“名将”之类的头衔,都是一些中下层的将官,其中也没有一个拥有“天才”的名声,但这些人肯熬肯干,做事又能脚踏实地,这一场调查持续了足足五个月才完成,又经过一个月的反复琢磨,才递上了一份详尽的报告。递上报告的这批军官不但有实战经验,而且经历过辽口军学的教育,部分更是毕业于管宁学舍、属于投笔从戎的年轻人,所以这次调查结束后不但让他们完成了这份如何处理义军的报告,也让他们完成了向职业参谋转变的历程。
杨应麒看了十分满意,特辟他们为枢密直属第一参谋团,全面负责这件大事,又给了他们相当大的资源,包括名分(经折彦冲同意后给了他们一个番号——“威远新军”)、地方(开辟出密州南部濒山临海的半个县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)、技术(将辽南的部分火器研发和船厂移到此处)以及资金(淮子口两成的关税)。
枢密直属第一参谋团的首席叫陶宗宪,次席叫于会春,三席叫朱谨民,全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,却都因为这件事情声名大噪,威望实权一时俱重,并因此带动了辽口军学重实尚理的风气。不久汉部中枢又成立海军参谋团和西北参谋团,分别研究如何将西北、东海兵将正规化的问题。
辽口军学这帮人既是学者又是军人,因此自然偏重军事。和他们不同,塘沽政学的儒生则将这次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治问题。在他们看来,这次齐鲁军团的溃败实埋根于新汉政权政治体制不明确的大误,他们认为登州的华夏扩大会议,既是成功的,又是失败的,成功之处在于华夏扩大会议团结了所有正面的力量,而失败之处则在于这次会议没有使各派势力真正融合。
“当然,当时要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,但既然现在问题已经出现,我们便不能置若罔闻!”
这批学者认为要避免再次发生真定之败那样的悲剧,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调整,在新汉政权内部进行更深入的统合。
塘沽政学因为战争原因早已将办学地点移到辽阳府,所以他们的言论很快就传到杨应麒耳中,并迅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。对于塘沽政学学者关于进一步统合的呼吁,不但中枢方面认为应该如此,就是各个地方的官吏、将领也都觉得理应如是。中国的大一统理念早已深入人心,各派知识分子对分裂与割据无不深恶痛绝,就是曹广弼、刘锜等保有军人传统的将领也都如此。
“理是这个理,大家都认同。”赵橘儿叹道:“问题是应该怎么做才能统一!”
“需要名分!”蓬莱学舍发出了这种声音:“现在我们的国号、国都、社稷都不确定,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尚且不顺,何况行?前线军民之丧失士气,虽在于宋帝的扰乱,更在于军民没有归属之感。若使军民知有所属,知有所忠,纵有十赵构之扰何足以动摇人心?所以国、君名分不定,才是这次战败最根本的原因!”
与这种舆论相呼应,胡安国、陈显和韩昉不约而同地在三个地方上书折彦冲,劝他登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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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原,金兵和汉军的攻防战开始呈现胶着。金国西路军因为曹广弼的抵制而无法越过太原,由于云内天德已被萧铁奴卖给了西夏而无法绕道袭击陕西。相对来说,河北这边的抵抗力较弱,因为缺少天险,在前线大军崩溃的情况下,金兵的游骑在整个河北平原纵横驰骋,无论是赵立还是杨开远都很难将之拦住,金军甚至在河南一些地方重新建立了据点,河南变成了金军、汉军、宋军纠缠不清的混乱地区。
不过由于宗辅迟迟攻不下塘沽,这便大大限制了金军在东路进军的最长距离。金国东路军如果没有攻下塘沽就南下山东,后背就会卖给杨开远,这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,而塘沽不下,金人在河北也没法展开有效的统治和税赋征收,军队的后勤便不得不依赖于燕云的积蓄,由于可靠的补给线太长,所以宗弼的精锐推进到青州、大名府一带后就开始显现疲软,赵立因形就势,沿着济水展开防御,金军在河南因为遇到的抵抗较弱而进军顺利,但却无法打败赵立进入山东。
而在东北,折彦冲对黄龙府的攻击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战果。如果按照面积计算的话,吴乞买在东北所统治的领土仍然比折彦冲大,但他统治的地区大多蛮荒,所以就经济总量来说,吴乞买治下的州县还比不上辽河流域的一个零头。然而女真自有一套和这种落后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结构,在这套社会结构下的女真军民既贫穷又野蛮,又因其野蛮而具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,女真人就是靠这种蛮劲抵挡住了折彦冲的攻击。
从去年折彦冲领兵攻打辽阳府开始,大大小小的战斗从来就没有停过;当将士们在前线拼命的时候,身处后方的知识分子也在反思。宗颍战败之后,津门管宁学舍、登州蓬莱学舍、辽口军学、塘沽政学的学者们对这次战争的讨论就更加热烈了。
“我们为什么会失败?明明占据了上风的,为什么军队会忽然崩溃?”
自然有人总结出了战场上的各种原因,如训练,如后勤,如兵力布置,如将领才能。但当讨论一步步深入以后,学者们便再不肯满足于这些表面的原因。
辽口军学的学者认为,这次战败的关键实在于齐鲁军团的“不完全正规化”。这派观点认为,齐鲁军团内部良莠不齐,部分部队如刘锜部、赵立部已可以和汉军主力接轨,王宣部实战经验充足,但训练与教育就显得不足,至于那几十万连数量也弄不明白的义军则完全是乌合之众,这部分人抗金的热情虽然值得尊重,但到了战场上所发挥的作用却未必是正面的。
为此辽口军学的不少教官联名上书,要求枢密趁机整肃,将齐鲁军团的残余力量进行分流整顿,将符合要求的人选入正规军营重新训练,不符合要求的直接解甲归田。杨应麒对此表示赞赏,回复批文让他们拿出一个确切的方案再呈上来,再呈上来的方案必须解决以下问题:
从义军中选拔士兵,选拔标准为何?数量多少?选出来后如何训练?训练场地该设在何处?训练人手该从何处抽调?训练经费需要多少?不符合标准的义军该如何安置?在何处安置?应该给与什么样的条件进行安置?不同地区、不同级别的兵将该如何区别对待?如果士兵不愿意解甲又该如何解决?在眼前的情况下展开这个计划,对正在进行的整个战局所产生的影响是好是坏?等等。
杨应麒这番回复,一连提出了五十多个问题,问得详尽而具体,这一轮问下来,把大多数开口讲空话放厥词的人都问得闭上了嘴,但仍有一小批有毅力有想法的人或坐下来思考,或亲自前往山东、河北、河南等战乱频仍的地方考察,和各路义军一一接触。这些人里没一个拥有“名将”之类的头衔,都是一些中下层的将官,其中也没有一个拥有“天才”的名声,但这些人肯熬肯干,做事又能脚踏实地,这一场调查持续了足足五个月才完成,又经过一个月的反复琢磨,才递上了一份详尽的报告。递上报告的这批军官不但有实战经验,而且经历过辽口军学的教育,部分更是毕业于管宁学舍、属于投笔从戎的年轻人,所以这次调查结束后不但让他们完成了这份如何处理义军的报告,也让他们完成了向职业参谋转变的历程。
杨应麒看了十分满意,特辟他们为枢密直属第一参谋团,全面负责这件大事,又给了他们相当大的资源,包括名分(经折彦冲同意后给了他们一个番号——“威远新军”)、地方(开辟出密州南部濒山临海的半个县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)、技术(将辽南的部分火器研发和船厂移到此处)以及资金(淮子口两成的关税)。
枢密直属第一参谋团的首席叫陶宗宪,次席叫于会春,三席叫朱谨民,全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,却都因为这件事情声名大噪,威望实权一时俱重,并因此带动了辽口军学重实尚理的风气。不久汉部中枢又成立海军参谋团和西北参谋团,分别研究如何将西北、东海兵将正规化的问题。
辽口军学这帮人既是学者又是军人,因此自然偏重军事。和他们不同,塘沽政学的儒生则将这次战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治问题。在他们看来,这次齐鲁军团的溃败实埋根于新汉政权政治体制不明确的大误,他们认为登州的华夏扩大会议,既是成功的,又是失败的,成功之处在于华夏扩大会议团结了所有正面的力量,而失败之处则在于这次会议没有使各派势力真正融合。
“当然,当时要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,但既然现在问题已经出现,我们便不能置若罔闻!”
这批学者认为要避免再次发生真定之败那样的悲剧,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调整,在新汉政权内部进行更深入的统合。
塘沽政学因为战争原因早已将办学地点移到辽阳府,所以他们的言论很快就传到杨应麒耳中,并迅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。对于塘沽政学学者关于进一步统合的呼吁,不但中枢方面认为应该如此,就是各个地方的官吏、将领也都觉得理应如是。中国的大一统理念早已深入人心,各派知识分子对分裂与割据无不深恶痛绝,就是曹广弼、刘锜等保有军人传统的将领也都如此。
“理是这个理,大家都认同。”赵橘儿叹道:“问题是应该怎么做才能统一!”
“需要名分!”蓬莱学舍发出了这种声音:“现在我们的国号、国都、社稷都不确定,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尚且不顺,何况行?前线军民之丧失士气,虽在于宋帝的扰乱,更在于军民没有归属之感。若使军民知有所属,知有所忠,纵有十赵构之扰何足以动摇人心?所以国、君名分不定,才是这次战败最根本的原因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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